珍稀幣棗紅背綠火爆的來龍去脈

　　 當今的集幣市場，可以用“火爆”二字形容，以紙幣為尤，其中又以退出流通的紙幣為甚，第三套人民幣一角券的兩個版別——“棗紅”、“背綠”更被譽為珍稀幣。在不少人關注其價位不斷攀升之時，本文想就“棗紅”、“背綠”產生的始末追根究底，作些探討。

　 　動蕩的國際關系、艱難的國內經濟決定了“棗紅”的生命周期

　　“棗紅”是第三套人民幣最早投入生產的品種，由中央美術學院的專家葛維墨設計，由我國著名鋼板雕刻大師吳彭越雕刻。正面主景反映的是“干部下放勞動鍛煉”的內容，采用的印制工藝是雙面凹版印刷，使用的是從蘇聯進口的“小五星”水印鈔票紙，于1962年4月率先發行。

　　其實，在“棗紅”一角券發行之前，中國人民銀行已著手研究其停印和改版的問題了。筆者分析主要原因為：落實周恩來總理的重要指示。周總理早在1959年2月就提出：干部下放勞動鍛煉(已然設計上報的一角券上的主圖景)是國家較大的改革，但是教育和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也是很重要的問題，應在鈔票上增加這個內容。周總理建議將這兩個內容結合起來放在一角券上，因為一角券流通數量較大，青年學生也經常接觸，這樣對他們有教育意義；貫徹中央“增產節約”的方針。1961年黨中央提出了“八字方針”，對戰勝國民經濟嚴重困難采取了重大決策。中國人民銀行積極貫徹中央精神，于當年10月向中央請示縮小人民幣票面尺寸以節約原材料的問題，得到周總理的同意。11月，時任人民銀行行長曹菊如提出：再縮小角幣尺寸，使得主(元)輔(角)幣之間的距離更為明顯，因輔幣印量較大，所以經濟效益會更大，輔幣的印刷方式可以考慮做到簡化。為此1962年3月中國人民銀行再次呈文給國務院，提出為進一步貫徹“增產節約”的方針，將三種輔幣(5角、2角、1角)的尺寸再加縮小。請示得到了國務院的批準；迫于原材料的匱乏，“棗紅”的生產時間是1960年到1962年，正值中蘇兩黨關系緊張的時候。1960年7月蘇聯政府決定立即召回在華工作的全部蘇聯專家，廢除兩國經濟技術合作的各項協議。當時我們從蘇聯進口的鈔票紙已經所剩不多，作為小票面的一角券不可能再繼續使用；解決印制工藝復雜、效率低下的問題。“棗紅”的印制工藝是兩面凹版印刷，工藝相對復雜，生產效率不高，產量與貨幣發行需求尚有距離。在中國人民銀行再次呈文國務院的請示中，也提出簡化印刷技術的問題一并得到批準。“棗紅”隨即停止了印刷。

　　 復雜的流通環境、敏感的時代背景讓“背綠”過早退市

　　“背綠”是在自力更生、厲行節約的旗幟下誕生。新版一角幣，換紙是必然的。為解決鈔票紙的問題，國家在河北省保定市籌建自己的鈔票紙廠，從無到有需要勇氣、需要志氣，當然也需要時間，因為要對技術難關一個個突破。鈔票紙的研制被列為“國家十年規劃重點項目”，前后五年，歷盡艱辛。1960年，第一張無水印鈔票紙試制成功，解決了新一角券生產的“無米之炊”。

　　根據周恩來總理曾經對一角券設計提出的建議，中國人民銀行于1959年6月6日將修改后的一角券及其他角券、元券設計稿一并上報中央，獲得同意。1963年，新版一角券開始生產。票面主景由中央美術學院專家侯一民設計，仍舊由吳彭越大師雕刻。除票面主景、圖案裝飾發生很大改變外，民族文字也由正面移至背面，冠字號碼由背面移至正面，票幅尺寸由112毫米×52毫米縮小為105毫米×50毫米，主色調由紅棕(俗稱“棗紅”)色改為淺棕色，背面為深綠色、棕色，“背綠”由此得名。印制工藝是正面為凹版印刷、背面為膠版印刷，生產效率得以提高。改版后的一角券于1966年1月開始發行。

　　“背綠”在流通中遇到了麻煩。此前，新二角券也于1962年投入生產，1964年4月發行面世。由于新二角券正、背面的主色調均為綠色，背面漢語拼音行名、國徽、民族文字的位置與新一角券相同，面額數字周圍的圖案極其相似，因此在一角券“背綠”和新二角券混合流通過程中，有些群眾反映二者的顏色近似，不易分辨，有的地方還曾為此引起過糾紛。加上第二套人民幣的一角、二角還在流通，市場中票面多且亂，人民群眾反映較大。中國人民銀行黨組對此十分重視，幾次討論并制定多項措施，其中就有：適當收回一部分新二角券，以緩和新一、二角券同時在市場上流通而產生的矛盾；立即著手改變新一角券背面的顏色。當時央行的印制管理局修改了一角券，人民銀行將票樣報國務院財辦，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批示同意，并要求“立即準備，必須辦好。”

　　“背綠”停止了生產。印鈔廠轉入生產第三個一角券的籌備階段。位于上海的國營五四二廠開始了積極的找色、打樣，位于北京的國營五四一廠停止新二角券的生產，也投入了研制與試生產的準備工作。新一角券開始批量生產，正背面主景、花團、裝飾、文字均未發生變化，只是背面的顏色由深綠色改為棕色，印制工藝進一步簡化，改為正、背面膠版印刷，生產效率得到大大提高。新一角券于1967年12月發行，一直流通到八十年代末期。

　　中國人民銀行從1967年12月開始對“背綠”一角券只收不付，從1971年11月開始對“棗紅”色一角券只收不付。筆者認為，銀行此舉應是為了減少流通中的同一面額的票種，凈化流通環境。但是誰也沒有想到，印制數量較小、銀行較早地限制“棗紅”、“背綠”的流通，卻成就了它們今日的“尊貴”，成為集幣市場上的珍稀品種，致使有些人聽到“棗紅”、“背綠”就會豎起耳朵，就會兩眼放光。

　　其實，一張新幣的誕生，一張新幣的壽命，只是歷史機緣而已。關注第三套“棗紅”、“背綠”不僅僅要看不斷攀升的市場價格，更應當看到它們身上折射出的歷史風云、經濟發展與時代變遷。關注貨幣，研究貨幣文化并從中得到啟示，這也是不應忽視的層面。